2010—2019年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现状与进
媒介素养(MediaLiteracy)的概念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在过去近九十年的时间里,人们对于媒介素养的认知和讨论随着媒介形态的变化、媒介影响力的提升和媒介功能的拓展不断加深。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网络化进程的加速和传媒科技的进步使媒介逐步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正确地认知、理解和使用媒介成为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不同媒体中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1]。世界各国的学者虽然对媒介素养的定义不尽相同,但都基于这样一些前提:所有媒介的信息都是经过选择、加工、传播的;媒体必定持有一定的观点和价值判断;媒体传播会影响公众对于信息的价值判断;媒介本身包涵一定的文化取向。
媒介素养为运用、分析、评估、创作和参与媒介信息提供了构架,是21世纪教育的重要内容。媒介素养教育是指导受教育者正确地理解、建设性地使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教育,其起点和归宿是培养合格公民。本文在梳理我国过去十年间对于公众媒介素养的研究对象、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进展和现状。
一、以媒介素养为基础的研究
(一)基本情况
自2009年微博元年以来,我国社会化媒体发展迅速,公众可以接触到的媒介及其信息大大丰富,媒介素养的重要性日渐凸显。2010—2019年的十年间,学界和业界对于“媒介素养”的研究,无论是从研究的角度、研究的主体,还是研究的方法都在不断延伸拓展。我们在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总库,以“媒介素养”为关键词,时间设置为2010—2019年,来源类别设置为核心期刊、CSSCI,共检索到1081篇相关文献,剔除一稿多发的稿件和新闻、广告等无效稿件,得到剩余有效文章1010篇。再用相同的检索及删选方法,得到2000—2010年的相关文献为463篇。近十年来,我国媒介素养研究的文献数量呈快速上升趋势,媒介素养成为数字化时代公众素养的重要议题。从发表的刊物来看,发表媒介素养相关研究的核心刊物居于前十位的依次为《青年记者》《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新闻战线》《现代传播》《新闻爱好者》《新闻知识》《传媒》《新闻界》《当代传播》和《新闻广角》,均为新闻传播领域的期刊。
(二)研究内容
面对多元媒介生态环境,媒介素养教育已然成为一个重点。那么如何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目前媒介素养教育开展的效果如何?不同群体需要什么样的媒介素养教育?在公民素养的教育导向下,关于媒介素养的研究也变得更具问题意识。综观近十年来的相关文献,我国关于媒介素养的研究视角更加多元,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研究的方法也呈现出多样性。
一是以素养主体为视角的研究。我国媒介受众的基数较大,所受教育的程度参差不齐。十年间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促生了一大批受众喜爱的新媒体样态,如网络直播、短视频、网络出版、在线教育等。这使得我国关于媒介素养的研究对象包罗万象,呈现出细分化的态势。
按照受众的职业区分,可分为针对编辑、记者、主持人、教师、医生和高校辅导员等职业群体的媒介素养研究。如周志平的《媒介融合时代下的编辑素养研究》、纪楠的《大数据背景下记者媒介素养的提升》、孙良的《意义建构路径——媒介融合背景下主持人媒介素养论要》、李谋冠等人《大学教师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现状及对策》、孙良的《网络环境下医生社会形象的重塑与提升》、高国伟的《网络环境下高校辅导员的媒介素养培育》等。按照受众所处的地理环境,可分为城市受众和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调查研究。如黄超等人的《我国沿海三大城市受众群体媒介素养状况》、陈晓慧等人的《农村受众媒介素养现状及培养策略研究——基于中国东北地区农村受众调查的视角》等。
少数民族也是媒介素养研究的重要关注对象。如陈洪波《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城乡青少年媒介素养与价值观念耦合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王韡龙等人的《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以保安族聚居区积石山县为例》等都关注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公众媒介素养形成的特殊性,少数民族地区的媒介生态、历史文化、价值观念等都是影响媒介素养的重要变量,要采取科学的教育手段,同时加大教育的政策扶持和资金保障力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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